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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中傳統(tǒng)文人形象

時間:2025-10-14 11:35:32 銀鳳 余秋雨 我要投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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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中傳統(tǒng)文人形象

  《文化苦旅》是當代學者、作家余秋雨的一部散文集,于1992年首次出版!段幕嗦谩肥怯嗲镉晗壬兰o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在海內(nèi)外講學和考察途中寫下的作品,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。以下是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中傳統(tǒng)文人形象。供參考!

  余秋雨的散文帶著強烈的時代責任感,在《文化苦旅》中重點指向中國文化人的文化靈魂。

  深受傳統(tǒng)文化影響的余秋雨,在《文化苦旅》中重點指向中國文化人的文化靈魂。中國傳統(tǒng)文人受儒、道、釋三家影響,既有儒家“積極入世”的執(zhí)著,也有道家“無為而治”的飄逸,更有佛教“超然物外”的灑脫,形成了他們復雜的人生觀,使得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別具特色。因此,余秋雨關注的并不是各處的風景名勝,而是風景之中蘊藏的文人精神。正是作者對中國文化的深切關注,才使得他在尋找著散落在各地歷史山水間的文化精髓的同時,也勾畫出一系列帶有濃厚中國文化特色的傳統(tǒng)文化人形象。

  一、憂國憂民型

  古代文人自小就被培養(yǎng)了一種社會責任感,一種民族憂患意識。中國的文人學士,是歷朝歷代所有階層中最特殊的一個群體,他們身體羸弱,手無縛雞之力,卻有鋼鐵般的意志,一身的傲骨,不管是面對外族的侵逼,還是權奸的擠迫,始終堅守著一種特定的文化精神,保持著對國家的憂患意識以及對百姓的關懷之情。翻開中國歷史畫卷,我們可以看到,自中國第一朝夏朝開始,就出現(xiàn)了許多為民請命,舍身求法的“民族脊梁”,遠有商紂時期的比干丞相,剖心求諫;近有清朝譚嗣同,“我自橫刀向天笑”,他們在災難、痛苦乃至死亡面前所表現(xiàn)出來的大勇大智,無不是出于自覺承擔的神圣使命感。這可以是說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最鮮明的印記,也是每一個浸染于傳

  統(tǒng)文化中的文人學士抹不去的烙痕。《文化苦旅》中《道士塔》、《莫高窟》等作品正是此類精神的代表作。

  二、自我價值型

  中國文人歷來追求“學而優(yōu)則仕”。當官,是體現(xiàn)其自身價值的最終途徑,而中國文人的自我價值并不只有這單一的路可以走!读铎簟分兄鹘橇谠,作為一位貶官,而且是已在永州呆了10年的貶官,“日子孤寂而荒涼”,他的人生價值何以體現(xiàn)?正是在這些荒涼的日子里,他作為官員的一面隱退了,露出他最樸質(zhì)的文人這一面,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著名的《永州八記》,并在再次貶到柳州后,為當?shù)赝诰、辦學、種樹、修廟、放奴婢,按照一個正直文人的心意,實踐著屬于自己的人生價值。這算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的貶官文化。柳宗元或許可以說是他無奈之余的對策,而《都江堰》中的李冰則是另外一種境況,但他們追求的是同樣一種精神。秦始皇筑長城,半是壯膽半是排場,而都江堰只是個純粹的水利工程,卻在幾千年后仍然“水淋淋的流動著”。

  三、堅韌不折型

  先秦儒家強調(diào)道德人格的培養(yǎng),以及人格尊嚴的不可侵犯,他們提倡松柏氣節(jié),主張“當仁不讓”,“舍生取義”,中國傳統(tǒng)文人在接受傳統(tǒng)文化的同時,也接受了這種傳統(tǒng)道德教育。在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中,也有這么一個群體,他們勢單力孤,被社會不公正的禮俗壓抑著,卻不甘這壓抑,他們堅持著自己的信仰,自己的志向,用生命發(fā)出自己弱小卻堅定的聲音!杜品弧分凶≡谛∴l(xiāng)間的廟宇里幾個外地女教師,在她們讀詩的聲音中,在占了整個尼姑庵的四分之一的大花圃里,在屋梁上藏著的一疊繡品中,傳出的振聾發(fā)聵吶喊。如果說《牌坊》里的抗爭只是一圈小小的漣漪,那么《西湖夢》中白娘子的抗爭,可謂是驚天地、泣鬼神了。白娘娘只有一個平凡而燦爛的理想:只愿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,法海逼白娘娘回歸于妖,天庭勸白娘娘上升為仙,而她卻拼著生命大聲呼喊:人!人!人!

  四、梅妻鶴子型

  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成因復雜,傳統(tǒng)文人胸懷天下的時候,最不忘的是那句“達則兼濟天下,窮則獨善其身”的生存哲學。所不同的是,在文化地位中占主流的儒家側重于前半句,講求“入世”,道、釋兩家則重后半句,道家追求“無條件的精神自由”,佛教講求“四大皆空”、“超然物外”的境界。于是,中國文人在“濟天下”的主流之外出現(xiàn)了一支“以梅為妻,以鶴為子”的“隱士一族”。

  如《白發(fā)蘇州》中提到的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,“不煉金丹不坐禪,不為商賈不耕田,閑來寫幅青山賣,不使人間造孽錢!痹偃纭段骱䦃簟分械牧趾途,素有“梅妻鶴子”之稱,以“疏影橫斜水清淺,暗香浮動月黃昏”兩句詠梅,幾乎成了千古絕唱,隱居于孤山20余年,達到了道家所謂的“無為而無不為”的境界。這類文人身上顯示了中國道家文化的清新自然,超脫了沉重的文化負累,也留給了后人才高八斗,風流倜儻的形象。中國傳統(tǒng)文人的“隱士”情結,在現(xiàn)代文人身上仍有鮮明的體現(xiàn),這類學者沉潛于書齋,不聞窗外之事,從事純學問研究,為學問而學問,將自己封閉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(nèi)以求忘乎外物,獨善其身,所幸這類學者數(shù)量并不多,而余秋雨更是以一個學者的身分,整理好行囊,推開書齋的門走向?qū)ふ抑袊幕柚?給這類隱士學者們闖開了通往世間的大門。

  綜上所述,余秋雨的散文《文化苦旅》中刻畫了中國傳統(tǒng)知識分子的形象,他對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自覺繼承以及對中華大地文化內(nèi)涵的挖掘,使得他的散文帶有一種深厚的歷史滄桑感,強烈的時代責任感。同時,他深具思辯色彩的語言,感性而豐富的聯(lián)想,別具一格的見解,常常讓讀者在被他的睿智激活的同時,對中國文化產(chǎn)生一種深沉的焦灼感,感受到他所說的“呼喚著遠離商業(yè)文化的另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屬于中國人的精神家園的文化回歸”。翻開他的散文,人們仿佛可以看到一位智者在低首沉吟,在吟嘆長歌。

  五、堅守氣節(jié):在困境中守護精神家園的 “孤勇者”

  余秋雨筆下的傳統(tǒng)文人,大多有著 “寧為玉碎,不為瓦全” 的氣節(jié),即便身處絕境,也絕不向世俗與強權低頭,始終守護著內(nèi)心的精神家園。在《道士塔》中,與王圓箓的愚昧貪婪形成鮮明對比的,是那些未曾留下姓名的清代文人 —— 他們面對敦煌文物被列強肆意掠奪的慘狀,或奔走呼號,或伏案記錄,即便無力改變結局,也始終以筆墨為武器,試圖留住文明的火種。文中雖未詳述他們的生平,卻通過 “深夜在藏經(jīng)洞外徘徊嘆息”“在破廟里抄錄殘存經(jīng)文” 等細節(jié),勾勒出文人面對文化浩劫時的痛心與堅守,他們的氣節(jié)如寒夜中的微光,雖微弱卻足以照亮文明傳承的前路。

  同樣彰顯氣節(jié)的還有《黃州突圍》中的蘇軾。余秋雨將蘇軾的黃州歲月定義為 “一次文化上的涅槃”:這位曾官至禮部尚書的文人,因 “烏臺詩案” 被貶至黃州,從錦衣玉食的朝堂重臣淪為躬耕東坡的 “東坡居士”。但他并未沉淪,反而在困頓中覺醒 —— 在 “缺月掛疏桐” 的夜晚獨酌,在 “亂石穿空” 的赤壁下懷古,將滿腔的悲憤與不甘,轉(zhuǎn)化為 “一蓑煙雨任平生” 的豁達與 “也無風雨也無晴” 的通透。蘇軾的堅守,不是對仕途的執(zhí)念,而是對文人精神的捍衛(wèi):即便遠離朝堂,仍以詩文為刃,剖開時代的弊。灰怨P墨為犁,耕耘精神的沃土,最終在黃州完成了從 “政客” 到 “文化巨人” 的蛻變,成為后世文人敬仰的精神標桿。

  六、命運困境:在時代夾縫中掙扎的 “孤獨者”

  《文化苦旅》中的傳統(tǒng)文人,往往難逃時代的裹挾,他們在歷史的夾縫中掙扎,既要應對朝堂的明槍暗箭,又要承擔文化傳承的重任,最終多以悲劇收場,卻在悲劇中綻放出更動人的文化光芒!讹L雨天一閣》中的范欽,便是這樣一位 “在孤獨中堅守” 的文人。作為明代兵部右侍郎,范欽本可在仕途上更進一步,卻將畢生精力投入到藏書事業(yè)中 —— 為了搜集珍本古籍,他遍歷名山大川,甚至不惜得罪權貴;為了守護天一閣,他制定嚴苛的族規(guī),讓藏書成為范氏家族世代的使命。余秋雨在文中寫道:“范欽把生命的最后力量,都耗在了書籍的收集與守護上”,他的孤獨,是文人對文化傳承的執(zhí)著:明知藏書事業(yè)注定艱難,明知自己終會化作塵土,卻仍愿做文明的 “守夜人”,讓天一閣成為中國藏書史上的一座豐碑。

  而《柳侯祠》中的柳宗元,則是另一種困境中的文人形象。這位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,因 “永貞革新” 失敗被貶至柳州,遠離政治中心,也遠離了自己畢生追求的 “致君堯舜上” 的理想。在柳州的四年里,他 “革除弊政,興辦學校,開發(fā)荒地”,試圖在偏遠的南疆實現(xiàn)自己的政治抱負;同時,他以筆為寄托,寫下《永州八記》《捕蛇者說》等傳世佳作,將對百姓的同情、對理想的堅守,都融入山水文字之中。余秋雨在柳侯祠前駐足時感嘆:“柳宗元的悲劇,是文人理想與時代現(xiàn)實的沖突”,他雖未能在朝堂實現(xiàn)抱負,卻在柳州的土地上,用自己的方式踐行了文人的社會責任,讓 “柳侯” 的名號,成為百姓心中永遠的懷念。

  七、文化擔當:以筆墨傳承文明的 “擺渡人”

  在余秋雨看來,傳統(tǒng)文人的核心價值,不僅在于個人的才情與氣節(jié),更在于他們對文化傳承的擔當 —— 他們以筆墨為舟,在歷史的長河中擺渡文明,讓中華文化的火種得以代代相傳!豆P墨祭》中,余秋雨追溯了毛筆與文人的共生關系:從王羲之的《蘭亭序》到顏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,從蘇軾的《寒食帖》到米芾的《蜀素帖》,文人手中的毛筆,早已不是簡單的書寫工具,而是文化表達的載體。他們以筆墨書寫人生,以筆墨記錄時代,將個人的喜怒哀樂與民族的文化記憶融為一體。余秋雨寫道:“毛筆的存在,讓文人成為文明的記錄者與傳承者”,那些流傳至今的書法作品,不僅是藝術的瑰寶,更是文人文化擔當?shù)囊娮C —— 他們用筆墨留住了歷史的溫度,讓后世得以透過文字,觸摸到中華文化的脈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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